人民网 诺贝尔奖获得者、“绿色革命之父”布劳格博士曾说过,如果中国能实现转基因水稻或其他作物产业化,将会继杂交水稻之后,对世界农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粮食安全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中国尤其如此,粮食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
今年7月9日,国务院决定转基因生物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实施这一重大专项的目标,是要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科学》杂志专访时说,我国将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就粮食安全与转基因工程的安全性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生物技术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黄大昉研究员。
我国粮食安全离不开转基因技术
记者:我国为什么要发展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生物品种培育技术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有何意义?黄大昉: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异常突出,这个矛盾还将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的发展而更加尖锐。当前,农业面临严重挑战,突出表现在种植业生产上,粮食一度徘徊不前,棉花出现滑坡,油料开始减产。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分布不均匀或不能充分利用是影响农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上的新突破,农业生产很难获得大幅度增长,很难再上一个新台阶。因此,转基因等生物技术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出路。转基因技术能对农作物的质量、数量进行精确的改良和提高。转基因作物在产量、抗逆能力(包括抗病、抗虫、抗冻、抗除草剂)和营养品质等方面较传统作物有显著改进,并且还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缓解了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
我国几代领导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曾经说过,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温家宝总理也说,解决粮食紧缺问题要靠大的科技举措,要靠生物技术(,靠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不仅能在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将成为解决21世纪食物安全、人民健康、环境保护、能源短缺等重大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有效手段。
记者: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相比有什么优点,它能给农民带来什么好处?
黄大昉:中国农民通过这些年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已经尝到了甜头。从1998年开始正式大面积的推广这项技术,现在累计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3亿亩。大概估算一下,现在创造出的价值,不算增产部分,光是节约的农药和工本,就超过36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打药的钱,大部分可以不花了,同时可以增产。仅因抗虫棉的推广,据统计我国就少打了65万吨的农药。也许城里人不知道打药的问题,一个壮劳力一天也只能给2到3亩地打药,而现在农村还有多少壮劳力?大部分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打药更成了难事。而且大夏天打农药对农民身体有很大危害,对环境污染也很厉害。现在使用转基因抗虫棉,本来需要打十几、二十几遍,现在就打几次,甚至有的时候可以不打了,农民当然是受益者。
抢占转基因技术制高点和经济增长战略机遇期
记者:请您谈一下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黄大昉:在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的支持下,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转基因作物研究。90年代中期,转基因抗虫棉的育成打破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自主开发并拥有抗虫转基因技术专利的国家。在这项成果的鼓舞下,转基因水稻、玉米、小麦等多种作物以及林木的研究进展迅速。目前,除抗虫棉以外,转基因抗虫杨树和抗病毒木瓜已被批准大规模生产应用,其它转基因作物正在进行田间试验和安全性评价,尚未推广应用,产品也未进入市场销售。目前消费者接触较多的转基因食品主要是以进口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作原料加工制成的食用油,其它转基因食品还有待研究和开发。